被叫停的北京独立影像展最终在纽约“复活”
《没有电影的电影节》放映结束后的问答环节。左起分别是电影人黄骥、翻译Connie Ka、电影人王我、活动组织者史杰鹏、钱盈和谢枫
8月19日晚，纪录片《没有电影的电影节》在纽约哈林区梅索斯纪录片中心(Maysles Documentary Center)的影院进行了首映。这部反映去年夏天第11届北京独立影像展事件全貌的作品，由众多艺术家、独立电影人、活动组织者和参与者所提供的影像素材共同组成，电影人王我进行剪辑整理，直到放映当天才匆匆完成最后的调试。其成片时间距离去年的事件发生刚好相隔一年。
这也是题为“边缘影像：2012-14北京独立影像展最佳作品”系列展映活动中的第10场放映。刚过去的8月20日，纽约亚洲协会中展映了组织者之一的史杰鹏和Libbie Cohn合作的影片《人民公园》。至此，这次持续时长1个多月的活动已经过半，剩下的8场放映将在纽约亚洲协会、美国华人博物馆和Union Docs等处陆续举行，直到9月13日。
活动的三位组织者钱盈(Karin Chien)、谢枫(Shelly Kraicer)和史杰鹏(J. P.Sniadecki)各自分别有着制片人、影评人和导演的身份，他们对独立电影，尤其是中国的独立电影有着长期的观察、研究和参与。在去年8月北京独立影像展被叫停之后，他们立即打算将这些影片带来纽约以示支持和声援。此外，三人还在今年7月7日发起网络筹款，在短短一个月内，活动共收到264位支持者总计近1.45万美元的款项，以用于邀请部分独立电影人来纽约参加放映的路费，以及活动相关宣传品的印刷制作等费用。
北京独立影像展由栗宪庭电影基金主办，创始于2006年，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中国一个较具影响力的独立影像展，但该影像展的发展也吸引了当局的注意。2012年，在宋庄举行的独立影像展在开幕仅3小时后便被当局拉闸断电，观众被驱散。去年，影像展仍然举行，但在开幕前夕被当局叫停，之后其宋庄的办公所在地遭到断水断电，执法者强行进入带走了电脑、文件和电影资料，甚至在交涉中发生了肢体冲撞等一系列事件。这其中牵涉到自由表达、政府审查和公共活动的组织等敏感问题，因而难以避免地陷入重重纷争之中。
在去年北京独立影像展被迫中断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就像哈维尔所说的“后极权社会由恐惧感维持”：“在我看来，中国官方统治者也是处在极度的恐惧状态中……它对任何的风吹草动，对任何人群的聚集都是心怀恐惧，因为它不知道这些人会做什么、说什么。拿官方的话来说就是‘要将其扼杀在萌芽中’。” 因此“被禁作品”、“中国不想让你看到的电影”等措辞，自然成为了大部分当地媒体对此次展映进行报道的标题。
尽管与第11届北京独立影像展被叫停的事件密切相关，这次纽约的展映却并非对前者的直接挪移或复制，在北京独立影像展艺术总监王宏伟的建议之下，精选了过去三年参展过的优秀作品。除了艾未未的《平安乐清》、胡杰的《星火》等政治类题材，还包括了大量的纪录片(如邹雪平的《吃饱的村子》等)、实验艺术电影(如陈轴的《我不不不是陈轴》等)、女性导演作品(如文慧的《听三奶奶讲过去的故事》等)和动画短片(如白斌的《猎人与骷髅怪》等)等多种形式和门类。在全部29部参展影片中，有至少10部在此前获得过各类奖项，确实可谓中国独立电影中的“最佳作品”，也向纽约的观众提供了一次较为全面的呈现。
组织者之一的谢枫表示：“我最初对作品的选择并不完全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而是因为这些作品本身用特别的方式展现出了中国艺术家和电影人们非常美妙的创造力，他们用作品呼应了当下快速变化的中国。”“新的艺术形式”，而非政治题材的表达，是谢枫从这些中国电影中所看到的最大闪光点。《纽约时报》的文章也认为，许多体制外的创作“并不一定涉及到政府认为的敏感话题”。
电影导演史杰鹏有两部自己的创作也在这次展映之中。其中2013年的《玉门》与中国电影人黄香、徐若涛合作，作品介于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影像语言使其夺得了当年影像展的实验创新奖。史杰鹏仍然记得自己2008年初到北京的感受：“我当时觉得就像是找到了自己的家人和归属。这些中国独立电影人并不受到商业的驱动，也不是为了个人的安全感而进行创作，他们是在探索。”
王我则谈到了影像展在跨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有一点很好就是影像展常设有其他国家作品展映的单元，例如意大利、比利时、日本等等。影展的工作人员会很专业地翻译字幕，包括很多像是非洲或菲律宾等小语种地区的电影。平时看到的机会就少，也很少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文化的交流，或许正是北京独立影像展以及此次纽约展映等活动所希望促成和坚持的。
独立电影遭到边缘化或是排挤并非只在中国发生。谢枫坦言东西方各有其艰辛之处：“在东方有政治审查，西方则是商业审查。拿中国来举例，与功夫片或是章子怡等明星参演的电影相比，成本低、预算紧的独立电影作品更难有机会在除了艺术节之外的活动上被看见。”
尽管受众少，但独立电影在许多国家都有各自的推广渠道和发布平台。艺术院线是较为常见的专门机构之一。而与美术馆进行协作也渐渐成为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纽约的影像博物馆(Museum of the Moving Image)就在今年4月举行了台湾导演蔡明亮作品的专题展，用博物馆的眼光和策展补充了影院的语境，也将艺术电影带给更多观众。
或许，独立电影在今天的遭遇也只是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人们对陌生事物的排斥与否定也是独立电影发展过程中的瓶颈之一。在《没有电影的电影节》一片中，影像展主办者和电影基金创始人栗宪庭对着镜头聊到自己过往的经历：80年代时抽象艺术曾经一度被视为禁忌，后来大家才慢慢接受;之后当代艺术又成了禁忌，可现在也都为人所熟悉了。说起未来的计划，钱盈表示接下来的6个月将带着这些中国独立电影在北美进行巡展。而在宋庄，第12届北京独立影像展开幕在即。
除了這部，印度的電影院還出現了同志片，這就是差距。
律师真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尤其是那些为底层人民摆脱冤狱，痛苦的律师。无论哪个国家，无论案件大小，都值得大家的敬佩。
“我相信事实。” The Lawyer.
改编自印度九十年代的真人真事。剧情不复杂，就是一个律师帮助被冤枉的低种姓部落男子找回正义的故事。这其中肯定有许多障碍，整个过程充满了勇气和智慧，一波几折，终于洗清冤屈，将真凶绳之以法。可贵的是电影花了很长时间来表现部落人民的生活，看起来与主线无关，实际上是在展示低种姓阶级的勤劳和善良，比电影里那些高种姓坏人善良太多了。另外，被冤枉男子的妻子在被威胁和利诱时展现出来的勇气和自尊也让人钦佩。好奇，印度电影圈是不是没有种姓歧视？那些高种姓演员怎样和低种姓演员共事？
3.5，现实意义远大于艺术/商业价值。太拖沓了，每次情绪到位都被拖拖拖没了。
此时不想讨论叙事，类型，技法，形式……
他们放走毒蛇与幼鼠，不会拒绝别人的求助，
电影的价值与意义 没有追求的生活有什么意思
并算不上很妙，伏笔埋得太明显，显得很蹩脚。但要表达的东西倒挺真诚的，其实这样一个故事放到其他国家必定觉得不真实，但在印度真不好说。
印度电影总有新惊喜
而律师处理事件的全过程毫无波澜，没收希望到失落，无助到转机的情绪切换，太平了。
印度分为4个种姓，婆罗门是原人的嘴、刹帝利是原人的双臂、吠舍是原人的大腿、首陀罗是原人的脚。前面3种是征服者雅利安族，他们肤色白，主要从事脑力劳动，是统治阶级，像影片中的高等法官、高级警察、政府律师，级别越高往往肤色越白。而最后一种是印度原住民、被统治者，肤色普遍较黑，他们主要从事体力劳动，为前面3个种族服务。还有20%的人是贱民，属于不可接触者，像拉贾坎努就是来自于伊鲁拉人部落，他们原来都是印度南方的原住民，肤色最黑，他们是社会最底层，被印度所有的种姓欺负。印度宪法之父比姆拉奥就是贱民，他终身反抗种姓制度，但有人扮演甘地、尼赫鲁，就是没有扮演他的。警察们为了结案，就故意抓无辜的贱民顶罪，钱德鲁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他无法推翻印度社会根深蒂固的种姓歧视。
真人真事哎，人家印度有人权律师哎，人家人权律师能办几万个案子哎，人家人权律师办的案子梦拍成电影哎，人家电影拍出来还能过审、还能在海外播出哎！人家法院系统还真的能监督国家暴力机关哎！人家警察系统里还有独具良心的自上而下的独立调查机制哎！而且真的能保证独立哎！人家印度这个司法体系也太work了吧！
用了两天时间看完，看完心情很沉重，失去丈夫却坚强地为丈夫奔走，正义伟大的钱德鲁律师，残暴凶狠的警察。故事发生在1995年的印度，但是印度人民敢于拍出来，相反自己所在的地方有点粉饰太平了…
这样一部反映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引发共鸣。种姓制度下的印度社会，在简陋的警察局里被严刑拷打，甚至因此死去生命，他们三人也未曾奋力反抗，只是一遍又一遍的重复他们未曾偷盗的事实。
印度还能继续拍出来这样的电影，看来未来20-30年都不能小看印度，可能印度是以后中国最要提防的对手（借用别人的评论）
电影拍摄的旋律是C大调，但这种明快相信并不是事情的全貌，如果邪恶如此轻易就能被打败，就不会有持续了这么多年的种姓制度。虽然我觉得这部电影是唱给底层人民的嘹亮战歌，但不晓得这些底层人民是否有途径看电影，感觉仅是维持生存就已经要耗尽他们所有的精力，电影可能还是太奢侈了些。
很多时候看着没有丝毫胜算，人证伪证都是他们的，怎么可能赢？绝大多数人自己就放弃了，而妻子没有放弃，律师没有放弃，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就是希望所在。
要对手中的权利和身上的责任有敬畏之心，正义和罪恶有时候就是一线之隔。
相当流畅的叙事手段，在印度电影里难能可贵，归根还是人物肖像片，社会性表达欠奉，关于暴力机关执法过度的问题是世界性话题，本片囿于一笼，没有过多延展，手法也过于老套，好似旧社会讽刺批判剥削阶级一样。
Copyright © 2015-2023 All Rights Reserved
